语言学理论的嬗变有两个基本模式,其一是技术更新换代,其二是目标重新设置。前者指的是在不改变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前提下对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进行改善升级,更新换代;而后者则是指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本身的重大改变甚至重新设定。如果属于技术更新换代,更先进的新理论体系一定会取代旧有的理论体系。而如果属于对研究目标的重新设置,新理论不会取代旧理论,新旧理论往往会分道扬镳,各走其路。 生成语法学史上乔姆斯基的3
从农业社会开始,人类就开始了对于语言的研究,经历了语文学、文法研究、语言哲学研究的漫长时期;进入工业社会,历史比较语言研究、结构主义语言研究、功能主义语言研究、形式主义语言研究此起彼伏、相映成趣;计算机和互联网出现后的信息社会,计算语言研究、语料库语言研究、新媒体语言研究、数理语言研究、网络语言研究等应运而生;当下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社会,数字语言研究等开始萌芽。 人类的生产力在发展,科学研究的生产
地球似乎正在加速进入一个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三人”共生的新时代。总体上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新形态和新特征,相应地,语言生活也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语言运用方面,产生了“自然人?数字人”“数字人?数字人”“机器人?数字人”“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这4 种新形态;在语言学习方面,“三人”各自的语言学习与机器人和数字人助力自然人学习遥相呼应;在语言研究方面,新数据、新方法、新思想星火萌发,语言资源学、数字语言学等新兴交叉方向似乎正在加速成形。未来的语言研究,需要把握时代发展趋势,依托整体性视角和系统性思维,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助力。
无论中外,为听障人群提供手语相关服务都得到大量政策法规支持,巨大的需求使得人工智能成为解决供需矛盾的时代选择。当前,中国在手语数字人研发领域已领先于世界,众多手语数字人产品已在电视新闻、公共服务、重大赛事活动、聋校教学等场景落地应用,但聋人社区和手语翻译业界对此却不乏质疑、反感甚至阻抗。其原因在于:(1)研发人员对手语的独特语言特性缺乏认知;(2)高质量的海量手语语料难以获取;(3)现有技术水平无法匹配聋人用户需求,生成的手语可懂度低,且表情与口动难以做到仿真;(4)聋人对技术的评价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建议对行业加强规范治理,重视潜在的伦理风险,确保聋人用户的诉求得到满足,建立跨界合作联盟以驱动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时代,语言产业不仅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服务社会语言生活的社会效益,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在技术驱动和数据驱动的不断推动下,语言产业发展呈现出宏观发展方略化、语言资源数据化、语言技术智能化、产业业态融合化、服务模式多样化、辐射范围全球化的演进特征。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技术领先,人才建设受到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巨大市场,中国语言产业面临如此机遇,发展前景广阔;但也存在明显不足:语言产业领域相关标准规范欠缺,语言资源开发力度不足,高层次职业人才资源供给不足,产业规模化程度有限,产业内部业态发展不平衡。对此给出对策:加强政策引导,响应市场需求;突出数字驱动,培养行业人才;推进产业转型,深化产研结合;推动产业集约,组织分工协作;着重服务民生,扩大对外开放。
语言智能在深刻改变语言治理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了语言治理的新对象。语言智能的治理,可以以数据和市场为抓手,因为数据是智能技术研发的起点,且直接来源于社会和市场,而市场应用则是智能技术研发的终点,也是研发的最终驱动力。从数据治理来看,语言数据资源决定着语言智能在性能、技术落地、关键领域应用和伦理安全等重要方面的表现,但目前中国很多行业数据化程度较低、数据质量不高,关键领域数据国产化程度有限,且伦理安全的地位亟待提高。从评价治理来看,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组织的技术评测已经成为推动智能技术和产品进步的重要手段,已形成“数据?技术?评测”闭环,但中国的技术评测在权威性、影响力、规划和设计科学程度上尚有提升空间。安全治理首先是能力问题,即能力落后于需求;其次是伦理安全问题,集中于语言资源、应用和社会文化方面。因此,语言智能治理首先要以数据为基础,以评测为牵引,提升语言智能能力;其次,要从数据、评测和使用等方面把好安全关,从理念、组织、实施、学科和社会文化等方面把好伦理关。
词典编纂正在经历“身份危机”。挑战来自3个方面:其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及应用正对词典编纂的几乎每个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其二,词典出版的商业模式逐渐落伍。得益于印刷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传统词典资助出版模式,已不能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发展,作为文化实践的词典编纂正在面临严峻挑战。其三,来自其他类型信息源(如搜索引擎、机器翻译程序及应用)的竞争不断增加。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竞争解读为数字时代背景下用户对纸质词典质
从20世纪80年代电子词典出现,到2019年中国辞书学会提出融媒辞书概念,辞书界认识到,辞书从“多媒体”到“融媒体”的演化,不只是“媒体”量的增加,而是涉及媒体与模态之间和模态与模态之间的融合机制等问题;媒体形式的融合应促进模态内容的融合,释义和注释内容的融合才是融媒辞书的核心。模态是被释义词的指称通过认知感官反映在人们大脑中的心理映像,意义在多模态语境中更易于理解。融媒辞书应根据语词释义的需要,把相关的媒介、媒体、模态融合为一体,使之共同参与语义的表征过程,成为重要的释义元素。本文意在厘清融媒辞书的核心内涵、融合要素、融合路径、模态元素和理论基础,将融媒辞书编纂的文本特征概括为:两极化、数据化、模态化、平台化、网络化;并结合实例,从融媒辞书的制作资源、知识文本和数字技术3个方面来考察现有数字词典的融媒特征如何实现及其状况。
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正在发生着融媒转型,外向型汉语词典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国门,必须迎接转型挑战,抓住融媒化机遇。《JUZI 汉语》是外向型融媒词典在实践层面的落地尝试,从理念到实现,体现为4 个维度的“融”:(1)内容的“融”,即多模态化、融通化、集成化;(2)生产过程的“融”,即编写编辑同步化、用户参与全程化、信息数据化和标注量子化、进展阶段化;(3)使用过程的“融”,即检索智能化和应用个性化;(4)服务的“融”,即服务社区化。《JUZI 汉语》的实践所反映出的融媒词典涉及领域之广、环节之众、问题之多、难度之大,都是传统辞书所未曾遇到的。要使其健康发展,尚需科学建构汉语融媒辞书的评价体系,尽快创建完善并推广应用融媒体共享平台,积极探索融媒辞书的宣传传播方式和运营盈利模式。
手机终端的APP词典是目前最主流、最贴近融媒辞书发展趋势的数字化词典形态。利用Data.ai平台对苹果应用商店2360个APP词典的调查研究发现,自2008 年首个产品发行以来,APP 词典在数字开发商科技实力的巨大推动下迅速发展,展现了六大融媒创新变革。侧重词典本体内链“融合”的创新表现为:基于语言加工的多语种服务融合,基于集成整合的多词典类型融合,基于逻辑媒体的多模态内容融合和基于查询场景的多检索手段融合;侧重词典外部世界外链“融通”的创新表现为:数字工具之间的功能融通和词典交际主体之间的身份融通。APP 词典要实现融媒辞书的跨越转型,还需要考虑:如何在利用技术追求“美颜”式发展的同时做到内外兼修,如何在编纂传统规范和身份创新融通之间实现编用平衡,如何达到海量内容与精准服务的信息平衡,如何保证泛在服务与知识工具的定位平衡。
中国融媒辞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术语创新 魏向清(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根据保罗·莱文森“补偿性媒介”理论,媒介进化是不同媒介之间的补偿而非替代。融媒辞书的创新在于实现了不同辞书媒介之间的补偿,而这种媒介补偿则是辞书的人本性内在诉求使然。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采集、汇编对于人类知识传承和发展最有价值的重要内容,这是辞书作为工具书最根本的实践价值与目的,其实质在于人本性的知识服务。融媒辞书也不例外
“社区词”概念提出至今已有整30 年。从这30 年的社区词研究历程中,可以梳理出两条并行而又有交叉的研究主线:一条是概念线,分为概念形成期和概念完善期,以《香港社区词词典》的出版为分节点;另一条是理论线,分为理论建构期与理论发展期,以“社区词”作为标准术语收入《语言学名词》为分节点。30 年来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3类:围绕社区词概念的“名”“实”辨析、社区词的搜集整理与个案调查、基于词典的社区词研究;研究特征则可以归纳为适用领域的广泛性、研究视角的互补性、研究过程的科学性与研究任务的连贯性。在此基础上,也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语料不平衡造成描写分析不够系统深入,学术探讨多而应用成果少,理论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因此,未来研究中,田野调查仍是首要任务,还需要进一步阐明社区词与相关术语的异同,重视社区词研究的应用价值,并致力于提升社区词理论的国际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