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既让铁纪“长牙”、发威,又让干部重视、警醒、知止,使全党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铁似的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加强纪律建设,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专门设置《纪律》一章,强调“要有铁似的纪律”,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经党中央同意,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多次就党的纪律教育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 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真
党的纪律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建设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党的纪律的建设史。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对党的纪律的发展、健全、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 早在党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和蔡和森的通信就涉及了党的纪律问题。毛泽东在信中
1940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再次兴起反共逆流,在加紧军事反共准备的同时,加强在国统区对中共的迫害。面对日趋恶化的时局,周恩来刚从苏联治疗臂伤回国,便毅然踏上了通往未知与危险的征程。此后三年,在复杂严酷的环境中,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下,周恩来置身重庆,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三年的艰难坚守,虽然重庆不能出、延安不能回,但周恩来身处险境并不孤独,千里之外
“过好胜利关,不做李自成”,是当年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赶考”的毛泽东和战友们的共同回答,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小平等人主政西南的成功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西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十分特殊,邓小平及其领导的西南局面临着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严峻考验。更为严峻的是,当时西南地区党员、干部总量不足,加之在胜利面前,党内部分同志滋生了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和行
回望历史,党的领导人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今天,重温他们的言行,回忆那些感人事迹,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婉拒众多亲友故旧进京工作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坚持原则、严以律己、严以用权,从不滥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日常生活中,即使是面对他关爱有加的至亲好友,也同样公私分明。他专门告诫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通过,使党的总规矩得以基本确立,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完成。而首部党章把纪律置于重要位置,规定了明确的纪律并严格执行,为百年大党注入了纪律严明性的红色基因。 12名代表出席会议 中共二大会场设在
早期重庆党团组织的政治生态 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党组织的政治生态,开端并不算好。 四川是先建团、后建党,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四川就有党团员活动。1922年,重庆、成都等地最早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以后陆续发展到泸州、内江、宜宾、涪陵、綦江、南充、万县等地。以此为基础,各地团组织在四川开展工作,代替党组织发展党员。 但是,四川产生统一党组织的时间却很晚,迟至1926年2月,中共中央才
“老党员”向中央反映问题 1926年1月,中共党员杨洵向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去信,反映重庆党、团存在的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问题。 杨洵当时33岁,是一名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老党员”。1925年7月,他受党的安排返回重庆,在党的隐蔽据点中法学校四川分校工作,但近半年来却一再感到种种不适:重庆党、团的领导人童庸生个性倔强,杨洵关心刊登中法学校招生广告的问题,童庸生居然以长信回复,有怀疑
从我们党28年革命的历史和75年执政的历史看,党的纪律建设是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在不同历史阶段侧重方面不尽相同。南方局推进党的纪律建设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城市的力量丧失殆尽,党的工作重心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但由于日寇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1935年8月1日,《八一宣言》首次提出:建立
1980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后来被誉为“重庆党史活字典”的胡康民,在搜集、研究重庆地下党历史资料时,发现了1949年11月27日从白公馆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于1949年12月25日上交给中共重庆市委的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这份报告共分七个部分,其中最为重要是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八条,这是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魔窟中的志士们对失
首次披露的珍贵档案 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聚歼西南之敌、实施“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部署,在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指挥下,正式发起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即以摧枯拉朽、风卷残叶之势,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精心构建的“长江防线”,11月中旬先后解放了作为川东门户的秀山、酉阳、黔江地区,并迅速向国民党在大陆地区占领的最大工商城
我的外公萧华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因工作需要,他的党员身份很长一段时间不为外界所知。他坚守党的纪律,严守机密,从不显露自己。逝世12年后,他的党员身份才公之于众。 寻求真理投身革命 萧华清,字子泉,1894年生于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四岁时父亲病逝,主要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生活。由于家境贫寒,萧华清小学期间曾被迫辍学,当了半年印刷工人。后来,他在师友资助下在彭县中学读完初中。他投考外国人开办
在党中央领导下,南方局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党组织,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公开机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群众工作是南方局及所属各级组织的一项经常的、基本的工作。在重庆,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开展了大量的、深入的群众工作,与各阶层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使党在
践行初心,就不会迷失方向。担当使命,就不会精神懈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初心”概念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董必武。董必武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从红船到红岩,始终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统战理论和实践探索。 他严守党的纪律,在南方局工作期间,曾为伙食费有六角钱不能平账而向中央作了检讨。 首次使用“初心”概念 董必武出生于1886年,
听党安排,“下海”经商赚钱 肖林本名肖本仁,1915年7月生于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两岔场桃子沟。 他父亲是舀纸匠(从事草纸制作),虽是一介村夫,却深知文化的重要。肖林发蒙时,就被送到当地一所小学堂读书。不久,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聚奎小学,后来又考入重庆求精中学。在学校,肖林受到新思想影响,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默退。 肖林在白沙镇一所小学做临时校工时,结识了短期在校任教的周敦琬(后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部名叫《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的电影风靡全国,它表现的是一位风流倜傥的阔绰老板,混迹国民党上层,开展经济工作,为党筹措活动经费,发了大财而自己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一贫如洗的经历。 这位“红色资本家”的事迹不是虚构的历史,而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他的原型,是抗战时期战时首都重庆有名的富商——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掌握的秘密经济机构中,他是一个主要单位的负责人。
我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时期,曾多次面聆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教导,使我顺利地打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又得以应付后来突然发生的事变,并化险为夷。每当我回首这些往事,恩来同志高贵的品德风范就会在眼前浮现,他的谆谆教诲就会在耳边回响。 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1932年冬天,我姐姐伊娜反抗封建婚姻压迫离家出走,我很同情,随她从江苏泰兴到上海求学、谋生。我在南洋商业高级中学读完高二时,
1938年底,为了团结抗战,为了民族解放,周恩来受党中央之命来到战时首都重庆。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此后,共产党人结庐红岩,开始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机要通讯,是南方局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连结红岩与延安、南方局与党中央的空中桥梁。这条看不见的战线,见证了一场没有炮火硝烟,没有刀光剑影,但同样残酷激烈的斗争。 通向党中央的命脉 密码是机要通讯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58名成员中,赵世炎是唯一的重庆人。 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和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吴玉章曾高度评价他:“龙华授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烁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施英。”“施英”,即赵世炎当年用过的化名。 北京求学结识李大钊 1901年4月13日,赵世炎生于重庆酉阳龙潭镇一个工商业主家庭。少时,父亲不惜重金为他聘请名师,他在
杨闇公是重庆潼南人,从小天资出众,很早就显露出非凡的才能、过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其人生格言是“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15岁时即赴南京加入江苏军官教导团,并加入国民党。18岁那年,他投身反袁斗争,深入险地劝说担任江阴炮台要塞司令的好友及其他官兵起义,因事泄遭受围捕,在岌岌可危中隐身江边渔船,幸而脱身。反袁失败后,1917年他东渡日本求学,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他与留日同学和爱国华侨
傅烈原名见贤,化名贺德、贺泽等,1899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上顿渡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7年秋,他考入九江南伟烈教会大学,1920年赴法国留学,投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巴黎直属支部书记、旅欧总支部委员。1924年,傅烈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与聂荣臻、蔡畅等人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从此,他由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
1930年5月8日,三个共产党人被军阀刘湘下令枪杀于重庆城内巴县衙门院坝里。这三个英勇牺牲的烈士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省委工委书记程攸生和省委秘书长邹进贤。 中共四川省委遭到的这一重大损失,是因“浩池街事件”引起的。 1930年5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城内浩池街的秘密据点——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当时形势极为严峻,在刘愿庵此前代表省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就谈
原红四军军长王良,是中国工农红军建军初期优秀的指挥员,1905年8月生于四川省綦江县(今重庆市綦江区)一个书香世家。1927年上半年,王良就读于黄埔军校期间,给父母写了三封家书,这三封家书现藏于綦江区档案馆。透过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寻找革命真理的坚定信心。 三封家书显初心 1927年正月十二,王良在家书中写道:国家主义派是“籍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美名,以欺骗现在一般封建思想深刻之男女青年,其
学霸复习两个月考上川大 江竹筠人生最初的打开方式,是寒门子弟外加“学霸”。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在四川富顺县一普通农家。其父江上林长期在城市漂泊,一年两载才回家一趟。出身城市平民、不会种地的母亲只身带着她和弟弟,在农村勉强度日。 江竹筠八岁那年夏季,四川发生了一场大旱。眼看三人走投无路,陷入绝境之际,在重庆的三舅李义铭来信,让她们到重庆共克旱灾。 出身贫寒的李义铭,靠
重庆南岸区野猫溪正街31号《挺进报》旧址,是《挺进报》在重庆的秘密印刷地,也是革命烈士陈然的旧居。从1947年6月到1948年4月,22期、数千份《挺进报》经陈然之手,从这栋二层小楼传递到重庆乃至川东多个地区,甚至一度出现在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让国民党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那么,当初野猫溪小楼内发生了哪些故事? 《挺进报》诞生于野猫溪 陈然原名陈崇德,祖籍江西,1923年12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