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期许和我的经历 对词之美感特质的探索是我多年来所致力的一件事情,说到此一动念之开始,可能要推原到1945年,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我的老师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说: ……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然而“欲达到此目的”,则除取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有很多的珍宝,诗歌毫无疑问是其中璀璨的一串珍珠。如果把中国的诗歌比喻成一个广袤的天宇,那么,唐诗毫无疑问是其中最璀璨的银河,这条灿烂的银河是由大大小小的星星和大大小小的星座组成的。我这次只想简要地讲讲唐诗与人文精神。 在讲唐诗之前,我们先粗线条地回溯一下唐之前的诗歌史。先秦时期的诗歌是《诗经》和《楚辞》。《诗经》和《楚辞》像两条大河灌溉着后世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中外文学对话集》出版在即,我因参与了部分工作,出版社建议我就本书的缘起介绍一些背景情况,供读者参考。 早在100年前,文学研究所创始人郑振铎先生就提出过中外文学对话的设想。1922年,郑振铎先生在《文学的统一观》(见《郑振铎全集》第15册,P139)一文中指出,以前的文学研究都是片段的,局部的,知道一个人的文学,却不知道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知道一个时代的文学,却
去年六月三十日,我很高兴地收到老家宿松县文联名誉主席吴云涛同志的“仙田随笔自选集”。这是一份饱含信任和请托的送行礼,我细心地把它珍藏起来,与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保藏在一起。其他书籍皆为公开出版物,只有云涛兄这一本目前还“待字闺中”,正等着一家出版社青睐有加,隆重推出。 云涛兄作为家乡的先贤,不仅因为他早就加入了安徽省作家协会成为其中资深一员,而且他很注重乡贤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其中不少成果,他以
《运河之晖》(长江文艺出版社版)这本小书能够呈出完全源自师友鼓励。让我谈论它,很难避开回瞰来处的视角。又不好将自己当一个外人,仅谈论它的外围。一个作品有一个作品的“周边”,在一个有“边”的空间中,它才得以确立。于我而言,“写”的过程,也是不知不觉中去探触一些观察或思想的边界的过程。或以“写”为半径,拓展、越过已知已见之边界;或以“已有之边”建立新的精神空间。 这些空间并非可凭“空”存在。我也清楚
《国文的创生》是北京大学陆胤教授新近出版的一部力作,副题是“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演变”。这里的“文学教育”是广义的,并非今天专指的文学阅读教学,而是涵盖古代教育中识字、习字、属对、训诂、音韵、修辞、语法、文学史等诸多内容。这本书放在我的案头已近一年,每次翻阅都有新的收获。 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 国文,亦即清末文学教育,是该书研究对象,而国文是如何被“创生”出来的,则是全书探讨的核
《促织》以一只小虫写人生故事,其情节的曲折跌宕,主人公命运的沉浮变化,深深吸引着读者,表现出特有的艺术魅力。但因为作者运用的材料是促织,而促织之戏又是我国古代早已有之、颇有成规的民间娱乐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就使《促织》故事也具备了某种特殊性。《促织》写主人公捉到青麻头促织后,持虫回家,“土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但在蒲松龄的几种抄本中,有的“土”误为“上”。自此引起了究竟是“
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发展,是每一个中国哲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还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史的伟大思想之一具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之处,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科学方法、视角等能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巨大的启示。 历史维度:从更深层次上展开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这一名称以前是没有的。在古代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使得
我从2000年开始关注海外中国话,至今还坚守在这片蓝海里。20多年来,我一直被海外华人对母语教育的孜孜追求的精神所感动,被海外华人社会的语言资源富矿所吸引,被海外中国话研究的广阔前景和不断出现的成果所激励。我探寻着,摸索着,不断有新认识、新发现。在朋友们的督促下,我试着写了一些回忆文字,刊载于《中国语言战略》2023年第一期,全文两万五千字。为了让更多的人对中国话在海外的情况有所了解,这里选取一些
在浙江、江苏和江西的腹地,星罗棋布地分散着一个个与当地人语音和习俗完全不同的村落,他们大多一口信阳方言,完全按照豫南的风俗生活,甚至改变了当地的方言和习俗,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河南话方言岛”,来自河南的方言甚至成为他们生活区域的“官方用语”,这是怎么回事? 江南地区为什么许多人说河南话 作为河南人,倘若到东南区旅游,问路的时候都要费尽心思地连猜带比划,因为当地人说话听不懂。也确实如此,东南的吴方
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数学和基础科学水平蒸蒸日上,有了很大发展。我们要走的是一个能够带领全世界数学和基础科学走向的方向,这才算得上世界第一流。假如做学问都是跟着人家后面走,那是不能解决重要问题的。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紧要问题,是什么是第一流的学问?第一流的学问在数学领域如何产生? 何为“学” 何为“问” 首先,学问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学”,一个是“问”。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考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人类社会正从信息化时代跨入数字化时代。从组织层面来看,数字化的深入发展,无疑会变革组织自身的信息传播方式、生产经营方式和内部管理方式等,将催生一种新型的组织形态——数字组织。在当下数字化转型的热潮下,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建院40周年之际,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发布的新书《数字组织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文化统战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以正确的文化理念为引领,在文化领域开展的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的团结联合工作,或以正确的文化理念为引领、运用各种文化力量、借助各种文化手段开展的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发挥着重要作
作为具有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度,中国文学史上的顶级作品中,历史类小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进入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及其衍生品,如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评书连载)等载体的加入更使其在人们文化生活得到很大程度的丰富。 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出版自新时期以来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以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为嚆矢,《少年天子》《张居正》《曾国藩》《大秦帝国》以及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
欧阳中石先生走了,我时而感到先生似乎并未远去,好像还在香山脚下一所疗养院里康复;穿行在北京的街道上,几乎每一次出门都可以看到先生题写的牌匾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书法佳作;在我的手机里,一直收藏先生的书法精品和他的京剧唱段。睹物思人,音容笑貌,难忘的历历往事,就如昨天一样。 中石先生1950年考入辅仁大学哲学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论年龄,他长我18岁;论北大哲学系系友,他是5
父亲(范用,原三联书店总经理——编者注)去世后,我陆续读到他的朋友、同事怀念他的文章,从中得知许多以往不知晓的事情,感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远不及他的朋友与同事。在我眼中他只是一位普普通通、脾气有些怪的父亲。 说实在话,从小到大,无论是哥哥还是我,与父亲交流并不多。我们小的时候,他整天都忙,顾不上和我们说什么,就连喝酒、吃饭的时候也常是边喝、边吃、边看书看报,不怎么理睬我们。等到退休,不那么忙了,他
知识分子在过去被称为“读书人”,意思是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在今天的“碎片化阅读”时代,手机屏代替了图书馆,“浅阅读”代替了“慢阅读”。那么,还有多少人像过去那样信奉“开卷有益”,进而“展卷阅读”呢?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过去那那种含英咀华、细嚼慢咽的“慢读”时代,似乎与我们渐行渐远了。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读书是中国社会主流的阅读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书,是我的彼时的人生至乐,也是我人生经验
仅凭一部作品就名扬天下并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极为少见,写出《飘》的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便是这样一位作家。她唯一的作品《飘》一经问世便成为美国小说中最畅销的作品,魅力经久不衰。 《飘》出版于1936年6月30日,小说甫一出版,即引起轰动。无论是批评家,还是大众,都出奇地表示了对它的喜爱。几乎一夜之间,米切尔声名鹊起,达到了国际知名的地步。小说于次年获得普利策奖,电影版《乱世佳
从读书的角度来看,我的人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66年在苏州高级中学毕业以前,我爱好数理化,一心盼着将来当个工程师。1979年考取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后,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我成天钻故纸堆,几乎将灵魂安顿在杜甫、苏轼所属的唐宋时代。夹在其间的13年,从苏南的赵浜生产队,到皖北的汴河农具厂,我一直栖身于茅檐之下。我在辛勤劳作中度过了十年青春,靠种庄稼与做螺钉养活自己。务农、务工之余,我也不废读书。关
在我离开新闻记者岗位、到复旦新闻学院再就业之际,得到这个以我素所敬仰的新闻前辈冠名的奖——第十一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感觉是冥冥中来自天外的一种鞭策。有一道温煦的目光,仍在微笑地注视着我。当年,叫“范总”他是不依的,年轻的我们和他的农民朋友一样,叫他“老范”。他80岁生日那天,画的一幅吴山楚水,一直挂在我家,灯下写稿时抬眼望见,就很安心,仿佛又听到他在说,“如果有来生,我还做记者”,慢悠悠的苏州口音
《论语》记载了孔子许多有关教与学的论述,体现了他丰富的教育思想。而其中记录的孔子教育过程中的片段,更是弥足珍贵,深入挖掘,庶可见其多方面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影响。《论语》中有如下两则教学片段,今天读来,仍觉意义深远: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
在中华优秀文化的长河中,《史记》是一部独具魅力的典籍,它被尊奉为“史家之绝唱”,是公认的史学瑰宝的典范,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它被称颂为“无韵之离骚”,对后世文学影响至深,备受韩愈、桐城派等古代散文名家推崇。从空间的角度观照,《史记》是一座高峰,太史公凭借悲情的人生经历、宏大的史学审视目光、高超的文献驾驭能力以及精湛的史学编纂笔法,使该书成为中华文化史中的一座巍峨山峰。从时间的角度观照,《史记》是
不为势夺利牵、甘于清贫自守,是中国古代无数士人的基本命运,而西汉思想家扬雄的人生形态却已超出这一“基本”之外:他在哲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诸领域广有建树,本可辅君济世、俯拾青紫,却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了坎壈的一生。扬雄的人生形态,是他作为一个士人的抉择,他并未选择如俗儒般明经取仕以获利禄,而是将目光投向儒学式微的关切,并以理性切省之心行廓清之功,为儒道的重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生命轨迹揭橥了一位士
整个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人心险恶,篡弑愈演愈烈,民生多艰。黎庶无疑直承恶果,即便高居上位如世家大族者亦多蒙厄运。至于士人呢,其瞳孔里也尽是阴霾恐怖的世界和隐秘曲藏的伤情,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说得极是。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等等,皆不得善存天年。是以,这时期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往往较少令人称道之处。远逊于周、汉、唐、明这些宇内一统的时代。当然,时至今日